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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不必臭美
台灣近年來高失業率並非國際個案 其實近年來台灣、美國、日本、歐洲國家的失業率都持續創下歷史新高,問題是失業率創下新高背後有何經濟原因與意涵? ================================================== 台灣失業率再創新高 鉅亨網 新聞 2009 / 06 / 24 主計處"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台灣5月份失業率達5.82%,失業人數為63.3萬人,經季節調整後的失業率達5.84%,均創歷史新高,表明勞動力市場的形勢仍然嚴峻。 據悉,"主計處"官員表示,包括就業人數、勞動參與率、加班工時等已出現轉趨穩定徵兆。隨著經濟景氣度於第一季度觸底,預計第四季度台灣經濟將轉為正增長,失業惡化形勢也將趨緩,失業情況很可能在今年第三季末、第四季度初觸底。 ===================================================== 五月全美372個大城市失業率繼續上升 DUKASCOPY 2009-07-01 美國勞工部30日表示,5月全美372個大城市的失業率較上年同期皆有所上升。美國勞工部的非農就業與失業報告中的這些數據未經過季節性調整。報告顯示,5月全美372個大城市的失業率連續第五個月出現上升。有15個大城市的失業率達到至少15%。該報告還指出,有112個大城市報告失業率至少達 10%,而上年只有6個大城市的失業率達到這壹數值。同08年5月相比,加利福尼亞州埃爾森特羅的失業率最高,達26.8%;亞利桑那州的尤馬次之,為 23.3%。 ================================================ 日本失業率 續攀高 經濟日報 2009-07-01 日本5月失業率增至5.2%,創下五年半來最高紀錄,但5月家庭支出卻意外微幅成長。經濟學家說,即使日本製造業訂單初步回升,失業族群持續擴大,可能會延誤日本的全面經濟復甦進度。 據日本最新的官方統計,5月失業人數比去年同期增加77萬人,總數達347萬人。5月就業總人數為6,342萬人,比去年同期少136萬人。 日本厚生勞動省提供的詳細就業數字,更凸顯日本職場環境嚴峻:每位謀職者5月平均每人就業機會只剩0.44個,低於上個月的0.46個,也寫下統計開始以來的最低水準;換句話說,日本平均每100個人得搶破頭爭取44個就業機會。 巴克萊資本公司(Barclays Capital)首席經濟學家森田恭平表示:「製造業雖有若干改善,家庭收入與就業情況卻愈來愈險峻。」森田預測,日本失業率與求職率年底會再攀新高。日本二戰後最高失業率,是2003年4月的5.5%。 日本經濟以出口為導向,與其他亞洲鄰國一樣,受全球經濟衰退影響,外銷訂單銳減,連豐田汽車與Sony等跨國大企業都出現罕見的鉅額虧損,企業紛紛被迫以大幅減產、降低庫存與裁員因應。 =================================================== 當美國的消費衰退,就會造成全球的經濟衰退,造成大量的失業人口出現。如果要冀望美國消費復甦或中國消費取代美國,這也不是的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美國早已過度消費,過度用大量舉債來消費,這些舉債來的消費也總有要還的一天,在這些債務未償還前,想要再舉債消費,恐怕是非常困難。中國有1/3的產業仰賴出口,就是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至少有1/3靠出口來維持,因為產品策略與價格競爭的關係,這些出口產業絕大多數無法因中國內需的成長而受益。因此如果世界消費需求持續下降,中國也無可避免的會連帶受到影響,縱使中國的內需增加,這些增加也無法取代外貿的下滑。這很難依靠中國的消費來重新恢復全球經濟的活力。 |
歐洲高失業率是美國的兩倍
歐洲:高福利的代價 華夏經緯網 2003-9-10 09:07 德國:100個勞動者養活77個退休者 美國的經濟學者經常批判歐洲失業問題,並常常以美國的例子來比較。美國社會較歐洲更為開放,社會吸收的外國移民也比歐洲多,非法移民都比歐洲多。但是多年來,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是歐洲的兩倍,失業率只有歐洲人的一半,就是因為社會福利少,要生活就得工作,要工作就得努力,一旦失業就會很慘。 歐盟成員國中,社會保障資金主要來源於兩者:僱主和僱員分別交納的社會保障稅和政府稅收的再分配,前者佔53%,後者佔36%左右——這只是平均值,像丹麥政府稅收比重高至75%,而在另一些國家最低的僅20%。政府比重低意味著絕大部分比例得由僱主和僱員承擔,這對企業來說是個沉重的包袱。 社會保障資金構成的主要部分是家庭補助、失業補助、醫療補助、工傷事故補助和養老金。其中,除了家庭補助基本上是由政府稅收、通過發放家庭補助或稅收減免提供之外,其餘4項基本上來自企業,即僱主和僱員交納的社會保障稅。從比例上講,工傷事故補助最小,家庭補助和失業補助約分別佔10%左右,但是各國差距很大,最高的英國家庭補助佔整個社會保障資金的15.9%,最低的希臘僅佔1.9%,平均為10%;失業補助最高的是愛爾蘭,佔17%,最低的是義大利,只有2.2%,平均為9.3%;醫療補助最高的葡萄牙和荷蘭都在44%以上,平均為33%;養老金比例最高的希臘佔66.8%,最低的愛爾蘭僅佔26%,平均43%以上。 德國總理施羅德曾大聲疾呼德國不能再養懶漢了。德國要徹底走出經濟發展停滯的低谷,就必須進行痛苦的大刀闊斧的改革。施羅德在演講時慷慨陳詞:“我們的國家怎麼了?明確地說,經濟活力受損,社會僵化,難以置信的精神抑鬱。這是危機的關鍵詞。” 許多經濟界人士認為,“德國病”出在幾十年來社會市場經濟過於福利化——普遍的高工資、僵化的勞動市場、龐大的官僚機構以及守舊的管理方式。長期以來,德國人過著衣食無憂的安逸生活。“從搖籃到墳墓”,國家大包大攬,國民充分享受著國家提供的一切生活保障。在這裡,家庭可以領取子女補貼、學生享受免費高等教育,失業者可以領取失業金、低收入者不僅可以不交稅,還可以享受低費用的醫療保險以及其他補貼。生活困難者可以領取社會救濟金,他們的生活費包括房租都由國家負擔。德國社會福利制度可謂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安全網”,德國人就連補牙、鑲牙、配眼鏡也都由國家報銷。 德國社會福利就是這樣規定的,因而整個支出費用日益膨脹。據統計,法定醫療保險機構的支出從1991年的936億歐元上升到2001年的1388億歐元,如果加上國家在這方面的支出,單是整個衛生事業的支出就已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0%左右。 目前,德國每年社會福利開支已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3%。財政支出已出現難以為繼的局面。據估計,由於近年來經濟增長緩慢,去年和今年各級政府稅收將減少314億歐元,僅去年就達到154億歐元。社會保險領域情況更糟,養老保險缺口達60億歐元,醫療保險虧空20億歐元。為了彌補收支差距,德國政府不得不舉債度日。 德國社會福利制度源於中世紀。當時煤礦工人生活艱辛,工作條件惡劣,常有意外事故發生。工人們便自發籌建了互助性質的“公積金”,用以資助遇難或貧困的夥伴。直到19世紀末,德意志帝國宰相俾斯麥出於政治目的,給當時蔚然成風的工人運動以釜底抽薪,才宣佈建立廣泛的社會福利制度。俾斯麥在解釋為何要搞社會保險時直言不諱地說:“一個希望得到養老金的人,一般不會好鬥,而且易於管理。”客觀上講,德國實施的保障制度確實起到了調整勞資關係、緩和社會矛盾的效果。因此歷屆德國政府都延續了社會福利保障政策,使之成為德國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在德國憲法《基本法》中將它確立為德國社會制度中的一塊基石。《基本法》第20條第1款就規定,聯邦德國是一個民主制和社會福利的聯邦國家。 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其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反映了這個體制的3個基本理念:自由競爭、社會秩序和社會公正。之所以要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上加上社會字樣,就是區別於古典式的自由放任經濟,在強調效率的同時,也重視人民的福利。社會保障制度被看成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減震器和社會競爭的安全網,使得經濟在增長過程中的破壞力減至最小的程度。這個制度的創立者艾哈德認為,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建立在不損害國民經濟生產率,不違背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礎上,他進一步認為最好的經濟政策就是最好的社會政策。 在這種理念下的德國經濟一直運行良好,德國人享受著世界上最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德國的老人戰後一直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形勢發生了變化。因為德國實行轉移支付方式的養老金,是用正在就業的人交納的保險費支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隨著人均壽命的延長,退休者不斷增加,有工作的人卻在減少,養老金髮放多年來得靠國家財政鉅額撥款才能維持。 法國《論壇報》的統計數據顯示人口老齡化日益成為社會問題。在發達國家中,義大利64歲以上的老人比例最高,佔人口的18%,日本為17%,德國、英國和法國大致16%,荷蘭14%,美國13%;按照現在的老人增加幅度,日本到2050年將由3個勞動者養活2個退休者,問題嚴重。德國也差不多,因為出生率低,人口將從目前的8200萬降至7000萬,勞動力減少1/3,屆時100個勞動者養活77個退休者。老齡化趨勢將影響消費觀念,加重社會保障體系的負擔,讓已經捉襟見肘的歐盟財政更難有作為。 兩德統一後,西德用了整個90年代消化東德,耗費了大量的財力,財政赤字大增。以後德國經濟增長日趨緩慢,失業人口增多,使建立在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基礎上的優厚社會保障制度問題凸現。戰後6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西德及後來統一的德國一直是西歐經濟的火車頭,帶動著增長,進入21世紀後,卻以近乎衰退的增長率拖累了歐盟的經濟。以至於德國的經濟部長公開說,如果不變革,聽任失業人口增加,經濟增長停頓的話,德國就要變成博物館的展品供人參觀了。 歐洲的敗筆 失業救濟太寬厚歐元區國家長期以來對付失業頑癥的策略就更是一個很大的敗筆。幾個原因導致了這個結果:一個是寬厚的失業補助金及其他福利降低了人民的工作熱情,二是高稅率的重負,三是勞動力市場僵硬的保護僱員的政策抑制了企業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其中有嚴格的解雇程式,高昂的解雇費用,臨時工限制措施、法定最低工資和工作時間等各種限制。 福利國家和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裏曾經促進了西歐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堅持私有制,堅持市場經濟,鼓勵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又兼顧社會的公正,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人民病有所醫,老有所依,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成了世界的楷模。在經濟運行上,1960年到1989年近30年間西歐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高出美國很多,平均為3.7%,美國同期只有1.1%。 90年代後形勢發生了變化,美國生產力的增長率(每小時的工作產出)開始加速,1995年以後的7年間非農業領域的生產力增長率達到年平均2.6%,在經濟下滑的2002年,生產率增長達到出人意料的4.8%,而同期歐洲生產率增長開始下降,從2.5%降到1.3%。分析者一般將歐美生產率增長前後的差距歸結于90年代出現在美國的‘新經濟’,也就是互聯網引發的巨大變革。此外,20世紀80及9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杠桿收購的浪潮也徹底改變了美國企業文化,使美國人更能接受技術上的創新。 增長率的差距帶來了就業率的差距。歐洲在經濟高速增長時高福利可以由高稅收來維持,經濟低速增長時政府收不到足夠的稅,就維持不了高福利政策,也失去了刺激經濟的手段,社會就業率就難以維持。結果造成歐洲在兩個方面的落後,一是就業增長率,二是失業率。1973年至1999年,美國就業增長率平均達到1.7%,而歐元區只有0.3%。從失業角度看,60年代中期,西歐的失業率只有美國的一半,到2000年,歐盟國家平均失業率為10%,失業人口約為1600萬。而美國當年的失業率低於5%。一反一正差距達4倍! 如果考慮到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每年正式移民人口和非正式移民人口都多於歐元區,增長的勞動人口大於歐元區的話,那麼歐元區國家長期以來對付失業頑癥的策略就更是一個很大的敗筆。幾個原因導致了這個結果:一是寬厚的失業補助金及其他福利降低了人們的工作熱情,二是高稅率的重負,三是勞動力市場僵硬地保護僱員的政策抑制了企業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其中有嚴格的解雇程式、高昂的解雇費用、臨時工限制措施、法定最低工資和工作時間等各種限制。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估計,歐元區有數不清的各項規章制度,讓投資者無所適從。商品市場上的各種規定,歐元區約有4000個,是美國的2倍,英國的4倍。勞動力市場上的各種規定,歐元區是英國的6倍,美國的10倍! 創辦一個企業,在歐元區是個複雜問題,平均要花上130天時間和4000美元。美國成立公司則簡單得多,一週時間即可,幾百美元就解決問題,甚至可以不必繳納註冊資本。英語好的人在美國成立公司不用花費律師費用,創立者也不必親自去有關部門申請,電話和郵寄就可以。而且,有工作身份的人均可以註冊成立公司,不像法國等歐盟國家必須具有公民身份或長期居留身份,否則的話必須請有此身份的當地人代理法人,直至創立者取得身份為止。 歐盟成員國已經意識申請設立新企業的各種障礙,如複雜的手續、較高的註冊資金和有限的資訊等,為鼓勵建立中小企業,許多成員國已經開始對小企業的註冊實行一條龍服務以縮短審批時間,同時降低費用。 2002年5月美國《福布斯》發表的各國稅賦調查顯示,法國的稅賦壓力指數全球最高,而且自2000年來連續3年居世界各國之首,為181.2點。比利時以164.2位居第二,以下依次為中國、瑞典和義大利。美國和英國分居16和18位,稅賦最輕的是香港,其指數僅為41點。稅賦指數是根據最高個人所得稅、公司稅、財產稅、增值稅和職工、僱主支付的社會保障稅收等一系列指數綜合計算得出的。稅賦指數越高,企業主壓力越重,投資意向越低。 |
球星逃稅與歐元區的改革
高福利和高稅收衍生出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就事論事的修正政策解決不了問題。因為一方面高福利已經培養出了勞動者的惰性和對政府的依賴;另一方面高稅收又讓勤奮的工作者失去努力工作的熱情,工作越多納稅越多,錢都被政府收走,讓那些懶惰的人來享受,心理自然不平衡。所以高收入者想盡辦法逃避稅收,或者將收入留在國外。 德國著名的網球運動員貝克逃稅了。由於他太有名了,在世界上的比賽德國人都一清二楚,稅務機關自然不會放過這塊肥肉。後來貝克逃稅一事東窗事發,報界轟動,但是許多人表示同情,他交的稅已經夠多了,如果在其他國家,他會更富有。 德國人後來修改了稅收政策,將稅率調低,使之更為合理,並給逃稅的高收入階層一個寬限期,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將藏匿在國外的資產調回國內而不受處罰。這樣,德國政府既激發了社會的熱情,又增加了收入。2000年德國的個人所得稅的起徵稅率降到了22.9%,免稅收入部分從當時的12300馬克提高到13500馬克,最高稅率從上一年的53%降到了51%,2005年將進一步降到42%。於是低收入者增加了收入,高收入者也減少了稅收,使得那些因為稅率太高移居國外的人有了返回國內居住的動力,並將財產轉回國內。通過減稅,政府在整體上反而增加了稅收。 德國人還做了針對企業的兩項重大改革,一是降低了企業所得稅,從45%降至40%,2001年來再逐步降至25%,這樣一來,德國就從企業所得稅負擔最重的國家變成歐盟稅賦較輕的國家了,德國企業納稅率將低於法國、義大利甚至美國。二是免征企業出讓自己擁有的其他企業股份時的所得稅,從而打破了讓外界譏諷的“德國堡壘”。大幅度降低所得稅將會提高企業的投資熱情,進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打破“德國堡壘”則增加了德國企業的透明度,使德國企業相互持股、盤根錯節、關聯交易的局面大為改觀,會加速企業之間的整合、兼併,吸引國際投資。美國就是在90年代的大規模企業兼併浪潮後經濟持續增長,從而加大與歐盟國家的差距的。 20世紀90年代,歐盟國家一直在反思他們的高福利政策,布萊爾領導下的工黨政府首先提出5年內讓英國從高福利國家中脫胎換骨的計劃;義大利1997年制定了10年計劃,1998年削減福利30億美元,1999年40億,2000年以後每年遞減5%;西班牙、法國都在制定改革就業市場僵化的政策。連任成功的法國希拉克總統承諾在任期內大幅度降低個人所得稅,實行總額300億歐元的減稅計劃。 歐盟委員會自1997年以來,先後提出盧森堡方案等3個就業方案,主要內容就是勞動力市場的改革,許多成員國改革了福利制度,嚴格了領取失業金的標準和可工作的條件;鼓勵臨時工和婦女就業;改革僵硬的就業保護的立法,降低解雇工人的成本以鼓勵企業雇傭更多的工人。 隨著歐盟國家改革的深入,歐洲的資本市場也發生很大的變化,其中兩個變化是企業兼併浪潮和企業債券市場的出現。1997年前,歐盟國家企業兼併的金額均在1000億美元以下,1998年翻了幾倍,達到6800億美元,1999年再猛增到12000億美元。歐元區的資本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比美國落後很多,歐元區的企業長期習慣於向銀行借貸來擴充規模。比如德國企業生產資金以銀行借貸為主,銀行借款佔企業外部融資的90%以上,為此德國銀行十分發達,規模很大,而且扮演著全能銀行的角色,德國企業對銀行的依賴比美國企業大得多,後者傾向在資本市場而不是在銀行籌集資金。 近10年來,歐盟與美國在科學研究資金投入方面差距也在加大。歐盟前幾年的科研投入還不到歐盟國內生產總值的2%,投入不足,使歐盟國家的科研人員大量流入美國。為此歐盟決定增加科研經費的投入,以便2010年時使科研投入增加到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為此目標,歐盟各國必須將目前的科研投入資金增加一倍。 往往是政治抉擇 歐盟成員國已經相互開放各自的勞務市場,體制內一國的公民可以到另一個國家工作,那麼哪個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待遇優厚,勞動力就流向哪,就像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一樣。這會逼待遇優厚的國家進行改革,其結果就是歐盟成員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趨於同一,趨於合理化。 經濟政策改革在西方國家是20世紀80年代從美英開始的,當時的美國總統裏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都大刀闊斧地對經濟結構做了重大調整,裏根執行的供應學派政策為以後較長時間的經濟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中關於減稅的主張對以後歷屆政府政策影響深遠,撒切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則使英國擺脫了國有企業造成的困境。而西歐大陸在經過其後十餘年國有化和私有化之間徘徊後,才開始走向改革的,時間上看已經落後了10年,改革之路也較美英更為艱難。 裏根上臺後,一方面大幅度降低稅收,全面降低了個人所得稅,33個月共降低23%,同時降低了企業投資所得稅,裏根信奉供應學派的理論,認為減稅是不用付出的,是人人均能獲益的免費午餐。另一方面,裏根除了保持國防開支增長外,削減了大部分的社會福利支出,包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兒童撫養補貼和住房津貼等等,幾乎觸動了美國整個社會保障體系。減稅讓消費者得到實惠,借此機會削減社會福利,既減少了政府負擔,又激發了勞動力市場競爭的活力,還沒有引起大的社會動蕩。對世界經濟來說,他的貢獻則是放鬆管制和開放市場,這成了後來全球自由貿易的推動力。 在英國,撒切爾大幅下調個人和公司所得稅,並開始她的私有化革命,之後她又制定了反工會的規定,取消了工會法定特權,以強硬態度瓦解了工會一次次的罷工行動。撒切爾革命鐵腕對付工會的政策連政敵都不能不表示敬意,現任的工黨首相布萊爾就宣佈無意廢除保守黨執政期間旨在約束工會的勞動法規和政策。 歐洲人一向以福利國家著稱,以此為榮並以此區別於美國式的市場經濟。但是他們現在無法不向美國靠攏,因為其社會保障體系已經無以為繼。而歐盟統一的深化,也會大力促進這個體制的改革。原因很簡單,歐盟成員國已經相互開放各自的勞務市場,體制內一國的公民可以到另一個國家工作,那麼哪個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待遇優厚勞動力就流向哪,就像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一樣。這會逼待遇優厚的國家進行改革,其結果就是歐盟成員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趨於同一,趨於合理化。近年來,歐盟國家也在朝這個方向走。 改革高福利的風險 歐元區國家的工會勢力非常強大,比美英厲害得多,他們常常以罷工和示威遊行阻撓改革政策的推行。如同只能上漲不能下降的工資鋼性一樣,福利鋼性也是只能增加,不能削減,試圖削減福利的政府將面臨失去政權的考驗。 但是歐元區的改革進程只能漸進。因為社會上反對勢力太大,力主改革的政黨將冒失去政權的風險,有幾個執政黨肯冒這個風險的? 首先歐元區國家的工會勢力非常強大,比美英厲害得多,他們常常以罷工和示威遊行阻撓改革政策的推行。如同只能上漲不能下降的工資鋼性一樣,福利鋼性也是只能增加,不能削減,試圖削減福利的政府將面臨失去政權的考驗。法國政府就是由於工會的反對,放棄了對稅收和養老金全面改革的計劃。這項計劃從1996年制定並開始實施,筆者當時就預計改革會遇到強大的社會阻力。 原西德“經濟奇跡之父”艾哈德就曾經說過一句富有哲理的話:“過多的福利就意味著沒有福利。”德國的現實生動地印證了這個論斷。一是眼下有太多的人沒有工作;二是打黑工、偷逃稅猖獗;三是當前鉅額的福利費用由下一代納稅人來支付,成了他們的債務負擔。 許多德國人承認改革勢在必行,德國央行前行長蒂特邁爾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適用的東西今天顯然已不再適用”。但德國多年形成的問題已積重難返,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已成為一個難以突破的禁區。要破除這種福利制度產生的弊端,政府尚缺乏與各種利益集團發生衝突的勇氣,因此歷屆政府只得邀請各種利益集團舉行圓桌會議參與決策。這此利益集團出於自身考慮,都竭力阻撓改革的決定。因此造成了政府騎虎難下的尷尬局面。 德國人心裏清楚癥結出在何處,只是反應“遲鈍”,不願意放棄既得利益。 在德國這個勞資關係一直比較和諧的國家21世紀初都開始了大規模的罷工運動。比起法國,德國工會和僱主協會之間的良好關係好像是一個“減壓閥”,當社會氣壓升溫時,減壓閥可以降低敵對的氣氛。實際上,執政多年的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挽救失業的計劃基本上被工會所接受,後來他們看到那些措施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對施羅德的施政能力產生懷疑。而且施羅德在2002年競選連任時曾經允諾不改變失業救濟制度,連任總理成功後不到一年時間卻提出放寬有關小企業解雇僱員的職業保護法,減少失業者領取失業金的年限,並逐步將失業金與社會救濟金合併,減少醫療保險服務項目及改革養老保險制度。 該計劃一齣臺,立即遭到德國反對黨的批評,基民盟主席默克爾認為該計劃對當前面臨的困難認識不足。德國伊福經濟研究所也認為,該計劃在削減社會福利方面的力度還遠遠不夠,德國經濟不大可能因此獲得明顯改善。 德國經濟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已迫使政府急於尋找到一個在財政緊縮、經濟增長和減輕稅務負擔之間的新的平衡點。然而,德國真正的出路還在於要因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挑戰,大力調整經濟結構,興利除弊,提高國際競爭力。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持續有效地保障社會福利制度。 其次,應該看到,歐元區的經濟貨幣聯盟是史無前例的,成員國有歷史借鑒,聯盟則無經驗可尋,經濟結構整合的難度大大超過貨幣的整合。歐元區成員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盛行,任何一項改革方案無一不是各國之間長期討價還價的結果,經濟政策也就成了政治選擇,所以往往不是最優的。 歐元區對高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而道遠。 |